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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九十五周年 ——博爱,乃照耀世界的伟力
  发布时间:2020年03月16日

题记: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,是为中国植树节之由来。直面与疫情的斗争,重新感悟博爱精神,为“振兴中华”的伟大梦想汲取精神力量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,沿着飞驰的铁路,在九省通衢的武汉,向全国快速蔓延。庚子之初,疫情爆发,指顾之间,十四亿中国人民,在党的团结带领下全面动员起来,迅速投入了这场和平年代的总体战。广大统战人,与全国军民一道,或坚守本职,或主动请缨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,一个个熟悉或者陌生的名字,汇聚成一股赤诚的洪流。当阴冷的瘟神在四处游荡,每日包围我们的是感动。其中有一股至诚无息的伟力,像火神一样熊熊燃烧,为世界驱散着幽暗,这就是博爱。

回首中山精神,正是在冲破近代中国的百年幽暗中诞生,一路引领国人,向着振兴中华的光明愿景砥砺前行。自古“多难兴邦”,灾难总是最好的磨刀石,让我们重新感悟中山精神,弘扬优良传统。博爱乃中山精神的起点,从吾人的方寸之心出发,向着天下为公的彼岸前行。我们看到,中山先生一生最多的题词,便是“博爱”与“天下为公”,贯穿于一生的革命生涯。中山先生告诉世人,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构建中,博爱乃“人类宝筏,政治极则”。寥寥八字,于简易之间成就了不朽。

博爱,是中华文化与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。

中山先生说:“仁之定义,诚如唐韩愈所云‘博爱之谓仁’,敢云适当。”在中华文化中,从孔子对仁德的弘扬到孟子对仁政的阐发,始终在民族品格与政治文明中处于最核心、最根本、最崇高的位置。孔子说:“仁者,人也。”朱子解释道:“仁者,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。”孟子云:“仁者,爱人”。又说:“仁者,心也。”可见在中华文化中,只有仁才是人的本质,而仁的内核正在于爱人——孔子所谓“泛爱众,而亲仁”;但仁德并不遥远,发端于人类善良的内心——孔子所谓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。这种爱,譬如阳光和雨露,化育着生命,让世界变得美好,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伟力。

战国时代,“孟子道性善,言必称尧舜”,为中国文化哲学奠定了“人性本善”的核心观念。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,“爱与敬便是孟子之所谓善。”这种善,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,形成了发端于人性、立足于民生以及“民为重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“仁政”观,用今天的话说便是“以人民为中心”,包含了“人的全面发展”的终极社会政治追求。到了明代,王阳明说:“大人者,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。其视天下犹一家,中国犹一人焉。”又说:“明明德者,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。亲民者,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。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,而亲民乃所以明其德也。”

可见,洋溢其中、一以贯之的,无非博爱的精神,张载所谓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,成为中华民族敢于胜利、开启太平的洪荒伟力。随着中山先生开辟的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,政党成为现代政权的基石,在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的国家征程中,党员与普通群众的区别,正在于中山先生所说的“为民先锋”,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宣称的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”。作为党派人士,发挥着传统中国社会“士大夫”阶层的中坚作用,成就现代社会的“大人”之道,尤当心存博爱。

博爱,是贯穿中山先生“爱国、革命、不断进步”一生的精神伟力。

继承孙中山先生“爱国、革命、不断进步”的精神,在民革党章中反复体现,其中的精神起点,同样是一个博大的爱字。

爱国,是最为博大、最为深沉、最为纯粹的赤子之爱。今日中国,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,与中山精神一脉相连、遥相呼应。中山先生告诫国人:“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?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。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依然无法忘怀的是:“余致力国民革命,凡四十年,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”可见,这种深沉的大爱,支撑着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,化为“吾志所向,一往无前,愈挫愈奋,再接再厉”的精神伟力。今天,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,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,成为各兄弟党派拥护党的领导,携手同行的初心和使命。

孙中山先生的伟大,在于中国历史选择了孙中山先生开辟的革命道路,当代中国依然行走在深刻的社会革命之中。一百多年前,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,终结帝制,开辟共和,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,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大转折。中山先生说:“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,如不存心建设,即不必破坏,更不必言革命”。改革开放以来,国家重回发展建设的正轨,历经四十年艰苦奋斗,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,从“五位一体”的总体布局到“四个全面”的战略布局,乃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。从铁路强国到开发富源,从开放主义到主权在我,从继承我固有文化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,正在不断印证、发展着百年前中山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建国方略。

孙中山先生说: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;习近平主席指出:“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,必将被历史所淘汰。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、奋进者、搏击者,而不会等待犹豫者、懈怠者、畏难者。”在中华文化经典中,《周易》所谓“日新之谓盛德”、“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乃固有的民族精神。现在,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,国势的消长此起彼伏。在这场伟大斗争中,从一己之小我,到民族之大我,只有与时俱进、不断进步,才能勇立时代潮头、走在时代前列,到达光辉的彼岸。

博爱,是中山先生“民族、民权、民生”三大纲领的精神主线。

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,郑重指出:“三民主义纲领、统一战线政策、艰苦奋斗精神……是孙中山先生‘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’。”在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灾难中,为了实现拯救中国、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,孙中山先生提出了“民族、民权、民生”的三大纲领,在革命之初明确指出:“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”。仁者爱人,无非博爱。

所谓民族主义,其中磅礴的精神伟力,来自一个民族的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。中山先生说:“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?因为三民主义是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,政治地位平等,和经济地位平等,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”。又说:“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,在中国是适当的。”可见,这种对国家与民族诚挚的大爱,乃三民主义纲领的起点,只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,势必有不同的侧重内容。孙中山先生提出“恢复民族主义才可以恢复民族地位”,为此,除了“我们旧有的道德,应当恢复以外,还有固有的智能,也应当恢复起来。”如此说来,民族主义的深刻内涵,在于深沉的文化自觉与自信,毕竟文化才是最大的认同,对当代民族精神的建设,尤其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。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主席指出: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。”又说:“我们的责任,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,接过历史的接力棒,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。”回首百年,这种博大的爱,譬如熊熊燃烧的烈火,为中华民族焚烧了遍地的荆棘,照亮了苦难的进程。

民权出于人类价值的觉醒,乃历史发展进化的必然。中山先生指出:“所以世界的潮流,由神权流到君权,由君权流到民权”。又说:“我们主张民权,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”。在古老而恢廓的中国大地上,让民权制度无中生有、落地生根,必然要深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,在固有的文化根基中确乎不拔。制度建设关乎邦基永固,只能是长期发展、内生演化的结果,不可能一蹴而就,政治制度从来没有“飞来峰”。现在,在党的领导下,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尊重人民主体地位,保障人民权利、代表人民利益、反映人民意愿,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在不断发展,体现出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。在不久前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,即专题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。从民权的理想到制度的落实,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建设正在路上。

民生主义无非对人的关爱,乃社会发展的重心。孙中山先生说:“可以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——社会的生存,国民的生计,群众的生命便是。”进入现代文明时代,如何解决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?孙中山先生的答案是:“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,又名共产主义,就是大同主义”,道破了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。孟子云:“夫仁政必自经界始”,所谓“保民而王,莫之能御也”,不过是从“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”着手,与民生主义、以人民在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无二致,而土地问题则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。中山先生又说:“鄙人对于社会主义,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,本社会之真理,集种种生产之物产,归于公有而收其利。”但“至于方法,原非一成不变者,因时制宜可耳。”现在,历经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,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”,其中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”,为中国人民赢得伟大斗争、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磅礴力量。

博爱,是建设“大同世界”与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精神追求。

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,在世界历史的多数时间居于领先位置,为人类文明家园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,乃无与伦比的文明共同体。早在国家尚处于危难之时,孙中山先生就指出:“中国如果强盛起来,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,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。”这个责任,就是“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,去统一世界,成一个大同之至治。”因为,“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?即孔子所谓‘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’。”

近代以来,西方殖民者利用科技文明带来的巨大优势,横扫全球,几乎将世界瓜分殆尽,此起彼伏的战争与杀戮,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与创伤。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时代,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凌,处于亡国亡种的边缘。中华文化素来追求协和万邦,中国人民素来崇尚和平,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,孙中山先生深刻指出:西方列强“只见物质文明,只有飞机炸弹,只有洋枪大炮,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……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‘行霸道’”。而在东方,“还有一种文化,好过霸道的文化,这种文化的本质,是仁义道德。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,是感化人,不是压迫人,是要人怀德,不是要人畏威。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,我们中国古话就是‘行王道’。”历经现代科技文明的洗礼,世界充满了希望和挑战,人类文明向何处去?孙中山先生号召以王道文化取代霸道文化,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。

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,“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”某些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依然阴魂不散。从此次我国遭受的疫情来看,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乃人类共同的威胁,中国人民的战疫斗争也是在保卫世界卫生事业的安全,但不乏某些西方国家落井下石、乘机作祟。超限战,生化战,一时间形形色色的阴谋论,归根结底是霸道文化投下的背影,只能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留下浓重的阴霾。“我们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”,在十九大报告中,习近平主席宣称:“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,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”,郑重向全世界宣布:“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,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,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”。面向未知的未来,从中华文化固有的大同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挚追求,只有以光明的博爱之心,高举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的旗帜,才能永续人类文明的香火。

结语:博爱乃天下为公的精神起点,天下为公乃博爱的永恒追求。

《老子》云:“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”《中庸》云:“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”人类政治文明的精髓,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述与表现,但其中必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,成为一个民族、一个文明我之为我、历久弥光的薪火,在中华文化中被称为道统。孙中山先生指出:“中国有一个道统,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,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,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。”

对此,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,在《原道》中开宗明义的讲到: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,由是而之焉之谓道,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。”可见从博爱开始,其中的深意与孙中山先生“有道德始有国家,有道德始成世界”的国家论、文明论相通。在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中,《大学》开宗明义的讲到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可见其中的大道,终始于吾人内心的仁善与大爱。《中庸》亦开宗明义的讲到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”可见其中的达道,包含了文明的展开始终于对人性的尊重与关爱。无怪乎中山先生在总结中国政治哲学的内核时说道:“古代在政治方面所讲爱的道理,有所谓‘爱民如子’,有所谓‘仁民爱物’,无论对于什么事,都要用爱字去概括。”

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。在中国政治史上,从孔子盛赞的“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,”到中山先生追求的“国家是人民所共有,政治是人民所共管,利益是人民所共享”,再到中国共产党人的“始终坚持立党为公,除了人民利益,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”,构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主线,以博爱的情怀,天下为公的胸襟,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与中华民族的恢弘。当代中国党派人士,继承、发扬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,就要心存大我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继续携手前行,砥砺奋斗!(胡春雨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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