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，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伟大时刻。回望历史长河，中华民族从革命的硝烟到建设的热潮，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先辈的心血与汗水。回首自己的成长历程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我也已近不惑之年。我从初识民革到正式成为民革党员，感慨最多的是民革组织给我带来的视野和格局。曾接触过几位国内顶尖级别的学者教授也是民革党员，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倍感荣幸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令我学习之路更加不敢懈怠，我也相信我的人生也会因为民革而更加的广阔。

与民革的三世情缘

据家谱记载，爷爷的父亲毕业于孙中山先生在泰安创办的萃英中学，学校成立于1912年前后，前身为“贞德女校”，设有师范班，为社会培训师资，现为泰安一中校址。太爷爷学业及能力为校中翘楚，毕业后被委任为石崖村第一任村长。那时中国时局动荡，陈独秀先生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“只有德先生、赛先生可以救中国”，强调了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。太爷爷勇于在家国风雨飘摇之际，用自身行动回应着孙中山先生的救国初衷：爱国，革命，不断进步。

据国家档案局第七号档案记载，太爷爷韩立木任职期间：自费修路、打井、安石碾、族人生活困难者......公出资相助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惨败于白石岭，拆庙宇且要烧光石崖村，公出足金与敌周旋保全了石崖村民......公与时俱进忠于国家，送子参军抗日，三子韩邦峄（笔者三爷爷）牺牲于淮海战役......公为四里八乡名人，入当地名人录，年迈后无疾而终。

时过境迁，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南京的大学，这里的名胜首推就是中山陵。年少懵懂，只是从课本上了解过孙中山先生，知道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我们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，且毕生推崇三民主义及各项民主制度。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拜谒的陵墓就是孙中山先生的，这是冥冥之中的巧合。中山陵我已去过数十次，但如今回想，第一次的忐忑和敬畏还会让我心潮澎湃。

步入婚姻后，得知妻子的父亲是地道南京人，他时常说起他的爷爷和舅父如今仍在台湾，后人几年才相见一次，时常哽咽。这让我嗟叹世事造化弄人，我辈更应该努力不让历史的悲剧重现。

回老家工作后有幸结识了几位民革党员，他们均为各自行业内的精英，见识广博，认知远高于我。他们的一件件社情民意信息和提案转化为为民务实的举措，让我艳羡之情溢于言表。在日常的接触中我看到了这些民革党员生活细微之处的素质和能力，我向往着靠近民革组织，更向往着成为一名民革党员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向临淄区民革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经过组织考察，我于2023年11月正式加入了民革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民革党员，对于我来说更是一层身份上的认同和守望。

做有社会责任感的老师

如今，细数当老师的年头已经足足17个春秋，我们接触的学生以初中、高中为主，这个时期的孩子正是人生观和价值观自我碰撞磨合激烈的年龄。任何形式的教育，都可能在这段关系中积累成不可逆的效应，若是没有真正对孩子的喜爱或是老师缺乏社会责任感，那么教育就会机械、苍白，孩子日后岁月可塑性和可能性都大大的受到影响。

这些年，与民革同仁的接触以及我个人经验的累积让我认识到，作为教育者，最重要的是不能漠视学生心灵的处境、不能自视优越，要平等地、敞开心扉对话，若是阻断了这种交流，则师生之间无法保持开放和无尽追问的态度。教育的特殊在于不是训练和控制，教师是园丁，不是木匠，这些思考和智识层面的结论都离不开这些年与民革党员的频繁接触。

如今的国际环境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台湾也尚未“回家”。从太爷爷生活动荡的民国北洋年间到如今的太平盛世，新中国成立已然到来了第75个年头。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。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，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员流动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中国与18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，推动了多项重要的国际协议和合作项目。这些成就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。

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：“唯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，置之于自身之肩上......君志所向，一往无前。愈挫愈勇，再接再厉。”我愿永葆初心之热情，把民革精神传递给身边的人，与新中国共同成长，与民革同成长共进步，努力工作，爱岗敬业，用实际行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献礼！（民革淄博市临淄区基层委员会党员  韩正晨）